摘要:巴赫的“漂流瓶”如何抵达AI时代
有位钢琴家曾说,中国人容易听懂巴赫。
知名乐评人马慧元在新书《一点五维的巴赫:音乐、科学和历史》(以下简称《一点五维的巴赫》)中对巴赫和那个时代的音乐家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。
她带领读者打破音乐与科学之间的次元壁垒,回归古典时代音乐家与科学家对于真与美的追求。
在她看来,巴赫的音乐是一种古老的“虚拟现实”,需要我们用想象和回忆去构建,而我们天然就有这种3D能力,只需要付出一些静静的思索。
《一点五维的巴赫:音乐、科学和历史》马慧元 著 上海三联书店
科学与音乐在哪里对话
上观:您曾经所著的《北方人的巴赫》很受读者喜爱,在新书《一点五维的巴赫》中,为什么想到从音乐、科学和历史的视角解读巴赫等作曲家?
马慧元:《北方人的巴赫》是我多年前的旧作,现在读来,好像是另一个人写的。我过去写文章,主题大多是作曲家、作品以及音乐和生活的联系。但我对音乐好奇的点很多,从声音的原理到人心对音乐的反应,再到练琴的经验、身体和乐器的交互……音乐中的美好和有趣之处太多了,很多方面还没有获得关注。
终于,我有勇气试试谈一谈这些“杂念”,我把这种探索视为一系列的“个人思想地图”,作为这一系列的第一本书,本书比较集中在“声音和科学史”,以后还会有“音乐和神经科学/心理学/语言”以及“音乐和时间/空间”等主题。我认为,音乐和世界的关系是无限的,争议也无限,我不断有新困惑,也因此有新尝试。
上观:要读懂书中涉及的诸多数学、物理、历史、音乐知识,似乎有一定的门槛,您预想的读者是怎样的?
马慧元:巴赫其实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角,“一点五维的巴赫”这个标题来自书中的一篇文章。整本书与音乐的关系也是松散的,主要是谈音乐与科学的关系。
给本书的读者定位特别难。我想,这本书是写给爱思考、有趣味的人吧,因为阅读也具有挑战性。其中的主要内容来自从2017年到2020年,我给《书城》《爱乐》等杂志的写作,但成书时我又有很多新想法,所以有不少改动。
上观:您多年来对音乐与科学,以及对两者之间错综关系的思考成果都体现在书中。在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中,您自己有哪些收获?
马慧元:每一个话题的写作,对我都如同一门课程,去了解和回答自己的困惑。我的原则是,不要形成一种“科学指导音乐”“科学解释音乐”的定势,我探寻的是文化经验、科学和历史等多方面的结合。
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科普,也不限于把一个科学道理讲清楚。如果没有体现直面“边界”的好奇和狂想,我就不会写。同样,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和事实支持,也无法写。
在写作的过程中其实出现过很多意外。我曾预设要写科学对音乐的协助,但最终发现,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,科学并没教给音乐什么(虽然科学家很想去指点一些)。音阶的周期性注定了音乐会和数学、物理相遇,但它们之间的阻隔也很多,我好奇的就是它们到底能在哪里对话。
我还没有确定的答案,并且这个边界也是动态的,现代技术会影响到音乐的传播,而且阻隔正在变小。
谢尔宾斯基三角形
“一点五维”是一种隐喻
上观:阅读这本书也给人带来很多意外感,您的探究过程既有发散性,又具有科学精神。这和您既是软件工程师,又学过多年钢琴和管风琴的经历有关吗?
马慧元:多种思维并置是我的常态,我白天做程序员,积极理性,工作中的答案非黑即白。但当我进入读书或听音乐模式的时候,就会面对内心的另一面,有怀疑、有张扬和疯狂——我想,写作者皆如此。
对我来说,思维切换是一种干扰,但也是休息。程序员这份职业对写作有没有直接的影响?我想是有的,毕竟这会花去我很多时间和精力,但也让我拥有了独特的思维方式。
弹管风琴是全身运动,我练琴的时候随时都会注意身体的方向和协调。当音乐“物性”的一面体现在一件乐器上,往往就会引发物理和神经科学的话题。在表面的理性与克制之下,弹琴的人悄悄地享受着狂想和心潮澎湃,当然也有无边的焦虑。
上观:“一点五维的巴赫”这个看似抽象的说法从何而来?
马慧元:这个标题是一种比较文艺的说法,或者说是一种隐喻。书中有一篇文章谈到了分形概念,尤其是谢尔宾斯基三角形。如果按设定的方式计算维数,这种挖空中间三角形、无限自相似的形状,从它的质量和面积的关系来看,就体现了“一点五维”的性质,严格地说是log23,1.585维。
巴赫的好几首极为复杂的赋格体现了这种自相似的结构,但它并不是无限,所以只是一种隐喻。而巴赫作品中的“分形”特质,已经被爱好者们讨论过多次了。我并不认为这是巴赫音乐中很本质的部分,它更像一种有趣的巧合。曾有人写出了比他的赋格更“分形”的作品,在数字上很有趣,但作品本身并没被人记住。
上观:巴赫有不少经典作品的小节数都是1400小节,或是10的倍数,很多人都研究过他作品中的“数字密码”。您在书中说,巴赫对数学其实并没有很深的研究,那他为什么会追求作品中的比例完美和“数字神学”?
马慧元:巴赫所相信和追求的“数字神学”受那个时代的影响,也是他的个人爱好。很多人包括我在内,一开始认为只是巧合,但我在书中提到Ruth Tatlow教授——一位我很佩服的研究者,他梳理出了非常多的“数字巧合”,让人大跌眼镜,不得不相信巴赫确实“好这一口”。
其实,“数字神学”并不是巴赫发明的,在历史上除了基督徒,犹太人也有这个传统,数字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。有“好事者”发现,同时代的其他巴洛克作曲家也多少有点这种倾向,都会把小节数作为表达的手段之一。后来Tatlow教授又用类似的办法研究肖邦,发现肖邦的乐谱中也藏着这些秘密。
我认为巴赫最惊人的地方在于,他为了心中的“乌托邦”,在赋格的规则之外又给自己加了很多限制,但仍然写出了言之有物又很平衡的作品。假如巴赫与“数字神学”无关,他还会是伟大的音乐家吗?我相信会的,好比凡·高如果没有用那么多黄色,他仍然是凡·高。
在巴赫这里并没有多么高级的数学,他孜孜不倦地“数数”,再加上相对模式化的结构,给20世纪以后的人提供了巨大的兴趣和营养。巴赫与数学概念的一些耦合给数学家、音乐家都带来了额外的美感,甚至一点点共同语言。所以,虽然这可能不是巴赫的原意,但我愿意说,巴赫的音乐除了情感性,也有“机器性”和“数学性”。
巴赫手稿
重复是音乐的生命
上观:西方人是否更倾向于从数学、物理等理性的层面去解读音乐,而中国人似乎较少把音乐与数学、科学联系在一起研究,您怎么看待这种中西差异?
马慧元:西方人之间的差异也极大,我知道的音乐家里既有兴趣广博、愿意倾听科学的,也有完全排斥科学的。
少数西欧人用数学来表述音乐,既有历史原因,也可能有习惯“量化”“精确记录”的文化在起作用。中国人过去在这方面出版的著作较少,但我并不是文化基因论者,我觉得中国人对音乐的创作和见解具有多样性,只是有一些声音可能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和支持。
上观: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巴赫的?您对巴赫的理解一定经历过不同的阶段吧?
马慧元:我从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听巴赫,一开始只是觉得很亲切,就弹了一些他的作品,我觉得赋格与我的思维偏好挺接近。此后就有点欲罢不能,我决定学习弹管风琴,也是因为巴赫。
我对巴赫各个方面的兴趣一直在“进化”,最近想得比较多的,是他对时间和空间的操纵,对音乐本身则稍微疏离了一点。但我相信,趣味会有轮回,我仍然会在管风琴上弹巴赫,也不时被情感所动。
上观:您在书中写道:“与音乐的每一次相遇都如同一次短兵相接,仿佛一场战争,但最好的战争并非征服,而是期待下一次的相遇。”如果音乐是作曲家抛出的漂流瓶,那它的命运是否完全未知?
马慧元:很遗憾,我对作曲家的心态没有切身的体会,但“漂流瓶”确实是我喜欢的一个说法。音乐抵达人心很可能是个“双向失败”的过程,也就是彼此都没有找到。想找到怎么办?很简单:重复。我一直相信,重复是音乐的生命。
音乐如何抵达人耳,文艺地说是人心,科学地说就是调动人脑中的记忆和经验,这里面有各种情况:有些专家之所以听到音乐就能够做出判断,是因为他们储存了巨大的经验库。不幸的是,我很难做到,我第一次听较复杂的音乐作品往往会觉得完全没听懂,因为我没有记住或抓住音乐的脉络,但哪怕这段音乐有一点点吸引我,我也会试着去重听或读谱。
上观:怎么样才算听懂音乐?
马慧元:首先对音乐要有基本的记忆,这就是初步的听懂。这并不容易,我就不敢说对一首陌生、复杂的莫扎特或巴赫作品能迅速地吸收。
有人对音乐尚无确定的印象,就急着进行判断并发表意见,这不是听音乐的问题,而是网络文化过度鼓励表达的后果,我不喜欢这样。
缓慢的思考,能获得心智的自由
上观:巴赫的音乐似乎比较容易用人工智能模仿,比如他的赋格就很容易用算法生成。不过,尽管人工智能在迅猛发展,巴赫一直在被学习与模仿,但难以真正被超越,为什么?
马慧元:我对人工智能尚未进行过深度的探索,我想到目前为止它还处在一个喂数据、学习模式的阶段。任何一部作品,都与创作者的人生经历与记忆相关,甚至包括一些看上去跟创作没有直接联系的经历。
而伟大的音乐作品都包含从只有技术到充满“神奇”的跃迁,都有一些难以解释的东西,可能来自作曲家的心结、内心的伤疤甚至黑暗的经历,思维因此而突变。
比如巴赫,他对宗教的理解、在几个教会和宫廷之间辗转、与教会之间的纠结以及生活中的种种际遇,他的烦恼、愤恨,以及他所面对的那个世界,我们都无法“喂”给人工智能。
上观:假如未来人工智能学会了识别并消化上述种种“人生数据”,那音乐会变成什么样子?我们又该如何重新发现自己?
马慧元:我对人工智能懂得少,说一个简单好玩的现象:现在,有些手机应用能够看图像、听声音替你进行判断,比如我给手机“看”个植物,它能告诉我植物的名字;我给它“听”段音乐,它很可能猜得出来是什么音乐;让它读文字就更不用说了。但是,现在的手机能“坐”在厨房里“闻一闻”,就告诉我饭菜的名字吗?好像还不能。
开玩笑地说,会不会有一天手机“坐”在饭桌上跟我一起闻、一起吃?也许会,但目前尚不能够。因为目前智能手机能处理的,还是人类感官中看、听、读这些较易编码(并且跟语言高度相关)的功能,而嗅觉、味觉、触觉、痛感、平衡感等许多感受,人工智能还很难模仿,或者说,人工智能与人之间,还有巨大的鸿沟,因为两者的出发点不同。
意识到这一点,我们其实就已经在重新发现自己了。人工智能让我们看到了大数据和“大数据所缺”。未来究竟是大数据全面编码、吞食人类的感官输入,补上自己所缺,还是人类在进化的压力下另辟一径,人与“人工”背道而驰?我猜不出。当我们看到空中飞鸟的时候,会想到它们亿万年前的祖先是恐龙中的一支吗?
上观:您在书中写道:“巴赫的音乐是一种古老的‘虚拟现实’,需要人们用想象和回忆去构建,而我们天然有这种3D能力,只需要付出一些静静的思索。”这种付出在“娱乐至死”的氛围中是否是一种奢侈?或者说这也正是巴赫这种“与时间斗智的艺术”于我们的意义?
马慧元:去年,我在莱比锡参观了一些有趣的音乐博物馆,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巴赫博物馆,博物馆利用3D技术还原了一些动作和场景,虽然很好玩,但我有些懊恼,觉得这些聪明的设计者替我想得太多了,这本该由我们自己去想——博物馆里的一个花瓶、一本手稿……它们背后该有多少故事。
娱乐与思考的区别就在于,前者是别人替你想好了,你不需做什么就很开心,但也把自己的心智交给别人去操纵;后者不仅累,可能还无法交流。缓慢的思考很奢侈,但无中生有地为自己创造故事,也能获得一种心智的自由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巴赫,他很“高能”,他疯狂的自由世界也很孤独。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幸运到保留了他的大部分作品,那么他不管怎样绽放,都如同烟花般消失了,无所抵达。